骆啸声（1926-1992），笔名胡方，湖北蕲春人，1929cc威尼斯原历史系教授。自幼学习古文献，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1954年任武昌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历史教员及政史地教研组组长，后入武汉师范专科1929cc威尼斯（1929cc威尼斯前身）执教。曾任1929cc威尼斯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湖北省方志学会特邀理事、《湖北方志》特约撰著，湖北省内外多个县市的县志顾问，湖北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馆刊《荆楚文史》杂志副主编，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聘研究员。

骆啸声教授生前工作照1

骆啸声教授生前著作有《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地方志研究》《朱士嘉骆啸声地方志论文选》（1980-1986）等；发表论文《中国地方志探源》《王船山<莲峰志>与地方志》等13余篇，填补了国内方志学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引导着青年一代去承担起研究方志学的重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顾颉刚、朱士嘉和骆啸声等学者的带领下，历史学界开始了作为新兴学科方向的国内方志学的系统研究及之后的学科建设。

骆啸声教授生前工作照2

拂袖沙湖之滨，追思先师恩德。通识教育学院2017级历史学相关专业五名大一学生慕名拜访了骆啸声教授的儿子、校图书馆副馆长骆晓曙等人，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骆老生前的一些故事。

求学：珞珈化雨铭心骨，海淀相期报国恩

骆氏世代耕读传家。骆啸声幼读私塾，1949年秋入武大历史系就读，师从吴于廑、方壮猷、朱士嘉等人。1953年从武大毕业时，又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成为了该校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在人大读书期间，他师从何干之、尚钺等人。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游学时，曾向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尹达、向达等人问学。而这一批学者名家，除学识渊博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拳拳之心至死不渝。众多学者中，朱士嘉先生对骆啸声的影响最为深远。

骆啸声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留影

骆啸声在人大就读期间留影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朱士嘉先生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方志学家、文献目录学家，多次刊发地方志研究成果并著有《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先生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留居美国达11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朱先生的选择对骆啸声影响巨大，以致于他后来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选择留在国内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效力，将报效祖国视为自己终身的使命，鞠躬尽瘁，倾尽所能。

1953年，机缘巧合下，朱士嘉先生由武汉调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此与骆啸声重逢。正是这一重逢，开启了他们由师生之情到志同道合的“战友”之情的升华，他们决心向着开创研究中国地方志的理想并肩进发，取得了许多卓越成果。

骆啸声教授与朱士嘉、李约瑟合影

令人扼腕的是，在1989年，随着朱士嘉先生的去世和骆啸声教授病情的加重，这一项书写过1929cc威尼斯辉煌的学术研究，无奈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得知朱士嘉先生去世的消息后，骆教授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亲自主持治丧工作，每天忙碌到凌晨1点多才就寝。朱先生丧事一结束，骆教授就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曾感慨作诗道：“珞珈化雨铭心骨，海淀相期报国恩；心有灵犀通一点，盼来枯树又逢春。”这便是他与朱士嘉先生甘苦相随40年的真实写照。由此亦可见其情感丰富，极重友情。

治学：鞠躬疾奋春秋笔，岂因病魔困其身

骆啸声教授治学严谨，宏论盖世。其一生坎坷曲折，早年经历22年的“牛棚”生活，晚年又遭受病痛折磨。但不利的客观条件并没有阻挠这位怀有赤子之心的学者对学术的追求。相反，他在学术上深刻领悟古人“先博后约”的精神内涵，在其饱受磨难的一生中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骆教授研究涉猎范围极广，博及文史哲，尤其在历史学、文献学、方志学等方面造诣颇深。

骆啸声怀爱国之情，创治学之路。“文革”结束后，当时方志学在国外研究得如火如荼，在国内却少有人问津。得知此事，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方志学研究的征程。1979-1984年期间，骆啸声对湖北地方史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关于董毓华——“一二·九”运动领导人的研究，引起了省市及国家党史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运昌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骆啸声因此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委托执笔撰写董毓华的传记并公开发表。1983年开始，他逐渐从一位学术研究者成为全国新修方志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时至今日，我们从张国光先生写的传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骆啸声教授勇于实践的脉络。1985年1929cc威尼斯历史系地方志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1929cc威尼斯方志学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骆教授先后被邀请到湖北省内通城、石首、蕲春、襄阳、红安、随州、崇阳、咸宁、江陵等地和江西德安、山东邹县等地区担任编纂新方志的学术顾问，指导新方志编纂工作，通过信函交流指导的地区，更是数不胜数。此外，骆教授与朱士嘉合著的《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极大地推动了方志学的发展，成为我国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奠定作之一，奠定了编纂新方志的指导思想。

骆教授学识渊博，对方志学的研究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在其他领域也成果颇丰。骆晓曙告诉我们，骆啸声教授从1978年平反至1992年去逝的14年里，公开发表超过百万余字的论著，其中《孔子教育思想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一文被学术界誉为“建国以来教育界评论孔子教育思想有代表性的文章”。如今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作品中，并不包括他在“文革”期间被销毁的一部五、六十万字的《中国现代史》手稿。

骆教授十分重视民间流传的资料。据骆晓曙介绍，1992年时任《崇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的黎时忠，赠予骆教授一本《二十四史歌》手抄本。当时骆教授已卧病在床，但仍要强忍疾病疼痛看完全文，并认为那是农村赶集或走村串户的一个说唱表演的底本，大致是十七世纪中后期的作品，应予以关注。

骆教授不畏艰难困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的。他从1990年5月因积劳成疾而住进了医院，虽身在病床，但心尤在学术，勤于笔耕不已，期间公开发表了湖北地方史、中国方志人物、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中国古代史等方面研究论文10余篇。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仅仅过了两年时间，骆教授就驾鹤西去了。为此，1929cc威尼斯原中文系教授张国光感叹：“只可惜骆先生因病魔缠身、久治不愈，致使他计划中的著述未能如愿完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立身奉献学术事业之人，无需外在凭藉，自能声明远播。曾有人想收集骆教授文集出版，奈何没有想出好书名。与骆教授比邻而居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谕先生，在得知此事后欣然定书名为《时代·人物·思想》。这既是对骆教授学术研究成果的称赞，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

育人：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

骆啸声教授的课堂幽默风趣，还心系学生的学习、生活，深受学生喜爱尊敬。他时常告诫青年学子，要博学多识，一定要多读有思想的名著；读书要同当今社会相结合，切忌“埋头死读书，不闻窗外事”。

在1929cc威尼斯任职期间，骆教授承担着本科、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为本科生主讲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中国文献学》《中国方志学》，为研究生开设的《方志学通论》《方志学理论研究》《古方志学整理研究》《新方志编纂》等课程自编教材；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铅印本）教材更是被咸阳师专、西藏民族学院等高校采用。此外，骆教授在担任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时，主编并出版了许多文史资料。

骆啸声获聘为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耐心育人是责任。骆教授之子骆晓曙有一个切身的感受：父亲是深受学生喜爱并值得永久怀念的人，以至于在他去世后的12年间，与父亲的学生只要是第一次相见，第一句话总是“骆老师是个好人！骆老师上课很耐心幽默，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一代名师，永存心中。

骆晓曙对父亲的热心助人印象深刻。骆教授晚年病重期间，有一位学生到医院请求帮助，他在不能灵活握笔的情况下，仍一边咯血，一边艰难地写完了推荐信。学术与为人，两者都是大学问，有人穷其一生可能也只得其一的若干滋味，而骆教授却真正地做到了两全。

骆啸声教授是品学兼优的名师，也是一生清贫的名士。

在青年时，他耳闻目睹了中华民国的动荡、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凯歌；在立身学者之后，他见证了建国初期的民族振兴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他师从于建国初期一批品德兼优、学术造诣高的名师和教育家，学术视野和思想境界得到迅速地开阔和提升，牢固确立了爱国主义情结并伴随终生。

步入老年后，骆教授饱含深情，矢志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而不渝；他一生忠诚，矢志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不渝，视报效祖国为自己的终身使命。

骆晓曙回忆说，在朱士嘉先生去世后的两年内，骆啸声教授共发表了近4万余字的回忆文章，以敬朱先生在天之灵。在《驰骋志坛六十年——回顾朱士嘉先生的学术成就》一文发表后的8个月左右，骆教授终因劳累过度而过早离开。

一生何求，只求报国育人！真挚师生情，甘苦相随永不忘；拳拳报国志，历经磨难永不移。

深究学问是使命。临终前的骆啸声教授，因长期被病痛折磨突然坐起，握着其子的手，两声“读书，读书！”，道尽了内心深处最牵挂的是浩瀚无边的学问。读书，是骆教授留在世间最后的声音，如鸣鸣警钟，提醒着我们不可一日无书，不可耽于愚昧；似泠泠清泉，洗刷着我们的懈怠不前，厌倦烦闷。做学问，简简单单三个字，骆教授却倾尽了一生来诠释。

参政：春风化雨身心暖，只图报效岂图生

花甲之年，积极参政，责任在肩，一心为民。

198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郭振乾亲自任命骆教授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这既是骆教授本人的荣誉，也是1929cc威尼斯的光荣。在当时，获任的骆啸声教授，是改革开放后1929cc威尼斯教授担任省政府实职的第一人，这在当时国内高校中也是罕见的。

骆教授在担任政府职务之后，初衷不改。他待人热情真诚，因此朋友很多，不仅有教师、学者、学生及政府官员，还包括工人、农民、商人。据《蕲春教育志》主编赵德鼎先生回忆，“1983年秋某日，我与在县志办工作的陈湘、陈绍仪一同到武汉拜见骆啸声教授。当时，骆教授住在1929cc威尼斯教授宿舍楼一楼。我们到他家后，作了自我介绍。骆教授听说家乡修志的同志来了，十分高兴，和我们交谈半个小时后，亲自下厨做菜。”还有一次，一位爱好文学创作的武昌车辆厂工人，晚上来访，向骆教授请教文学创作，骆教授与其详谈直至深夜。

骆教授曾任政协会议湖北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责任重大，因此很少回家。不是在外工作，就是在医院治病，病痛的折磨让他的身形日渐消瘦。有友人劝他，“骆老，身体要紧，不要太拼命了。”但他总是笑着说：“过去耽误时间太多了。”

骆教授对政协的提案工作非常用心。他在走访考察基础上，写了许多关于教育、文化和民生方面的提案，大多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在1990年前后，骆教授认为武汉市的大医院，分布不尽合理，便建议于武昌区与青山区之间，兴建一个大医院，以解决这一带居民的奔波之苦。当时的省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提案，在回复中给予了明确的表态。

1990年除夕前夕，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大强、副省长韩南鹏，在省教委主任孙德华、副主任张叙之以及1929cc威尼斯领导的陪同下，专程来到1929cc威尼斯骆教授的家里，登门拜访并送来全省人民的祝贺时，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心情极不平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位看似精神矍铄却身形消瘦的老人，其实已经病入膏肓，即便如此，这并没有磨灭骆教授的报国之志。

同年，64岁的骆啸声教授作《明志》诗云：“春风化雨身心暖，两度危疴又转轻。天若假年当奋笔，只图报效岂图生！”

骆教授为师为父为民，都是人间标杆，乃是光明所在。这份璀璨，当薪火相承。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其晚年一直想着尽己可能地为家乡、为国家做些实事，以期栽树一方，奉献自己、惠广于人。

【走访后记】

2018年暑期前后，我们“学子访学人”团队成员以大一学生的身份和视角，再次走进这位誉满1929cc威尼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湖北文化名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去了解骆啸声教授的生前故事。其不畏清贫，矢志报国，至死不渝的动人事迹令我们感动不已，心生敬意。

骆啸声教授离世至今的二十余载里，其生前好友和弟子撰写了多篇追忆他的文章。他们通过回忆记录的方式，追忆这位品学兼优的名师，发扬1929cc威尼斯人克难奋进、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习坎”精神！而“难了人间未了情，忧民忧国不忧贫。椿萱弱冠凋零尽，谪戍多年体会深。漏尽钟鸣惊梦觉，星稀月明庆黎明。鞠躬疾奋春秋笔，岂惧病魔困我身！”这首诗，大概是对我国编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奠基人之一、历史学家、方志学家骆啸声教授最好的写照了。

骆啸声之子骆晓曙与走访学生合影

“人生有痛苦，也有欢乐，要忘却痛苦，寻求欢乐，我是这样活过来，也要这样活下去的。”这是骆教授199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安贫乐道献红心。斯人已逝，但其璀璨精神永存，并将激励一代又一代1929cc威尼斯学子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矢志报国，至死不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29cc威尼斯因有如此大学者而骄傲光荣。

豪情壮志凌云笔，1929cc威尼斯铮铮傲骨才。骆啸声教授的一身浩然正气，乃吾辈当学矣！

文/通识教育学院“学子访学人”团队成员：

2017级历史学 陈桂苹

2017级历史学 冀玉婷

2017级历史学 柳育志

2017级历史学 谭喻月

2017级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何志远

（指导老师：张梦）